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三）公权力监督体系的宪法重整——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检察院 以2018年监察委入宪和《监察法》颁布为标志，[89]八二宪制下的国家机构体系已经完成了从人大之下一府两院到一府一委两院的转变。[31]第三，明确承认检察院的性质为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体现了拨乱反正的宣示意义，主要是对1957年开始的对公权力之法律监督制度的全盘政治打压的否定——这主要是面向过去的翻案，而少有面向未来的规定性。
但与此同时，检察院也必须顺应宪制变迁，在更为宏观的公权力监督体系之中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特位置。[77]在这些工作中，法律监督的重心明显落在了监督一词上——通过直接参与刑事追诉而实现的对于公职人员的监督。[38]修宪的前一阶段，许多重大问题都进行了较开放的讨论，在这期间，彭真提出过检察院要还是不要等有关国家体制的各种问题。[15]同前注[12]，王桂五文，第190-191页。当年年底由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与刑诉法同日实施）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列明了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其中偷税、抗税案假冒商标案盗伐、滥伐森林案等明显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的列举范围，只能理解为属于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这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进行持续分权的结果。
第二，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不是八二宪制下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隐含了以检察院特有的原则、方法、角度实行监督的愿景或要求，[99]即检察院需要在我国公权力监督体系之中去证明自身存在的独特必要性。随着法制建设的进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之中的独特性，是逐渐弱化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60]但是，在这种撤销诉讼中，如果行政厅能通过主张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纠纷解决的范围，而原告私人却有必要主张行政行为的所有违法事由，两者之间就失去了均衡，即使考虑到行政厅的事案调查负担，在解决纠纷的制度上也是欠缺合理性的。
通说认为，行政厅在撤销诉讼中可以主张所有能将行政行为正当化的根据，但在撤销判决后重复作出行政行为时，既判力并不发挥作用，不过，只要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导出判决主文的必要判决理由的判断中遭到否定，就可以根据拘束力（行诉法第33条）遮断其援用。[28] 小早川光郎・前掲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或申请通知行政厅参加诉讼。芝池義一『行政法総論講義』(有斐閣、第4版、2001年)147頁以下。
[24]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4-75頁。这时，大致能容许原告在该时点就行政机关的判断和行为的合法性请求法院审理判决吗？如果容许，应该选择哪一种诉讼类型？大家在讨论这两个问题时常常不喜欢作明确区分。
在德国，与前述为了赏罚（恢复原状）的消除结果请求权一样，这时请求权的根据在于一般的基本权利（（四））。第一，对于相对人私人过去的特定行为所作的处分，如果对象行为没有同一性，就不能说是同一的处分。不过，小早川论文使用了兼子仁前揭《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的图式，以行政行为效果的通用力作为公定力，将超出这种公定力、排斥与行政行为要件的认定判断相反的主张和判断称作遮断效果，但这两者的对比未必是明快的。这是现在正扩张适用范围的消除结果请求权的原本形态。
反过来说，行政厅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权限，在撤销诉讼中没有必要主张行政行为的所有根据（当然，通说也并不承认撤销判决后根据新证据作出与判决理由中的认定相抵触的事实认定、重复作出行政行为[59]）。如此，可以将这种关于法地位的确认诉讼理解为最小的诉，有时可以将依据法地位提起的给付诉讼（要求缔结契约意思表示的诉等）理解为赏罚的手段。[31]如果加以模仿，对于行政行为的效力，可以说日本的公定力概念是采取了一体性构成，而现在的德国学说则采取了分解性构成。[66] 对于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各种见解，南＝高橋編・前掲条解行訴166頁以下[人見剛]。
[108] 在德国是作为消除结果请求权的问题来论述的。注释: 原文「訴訟類型・行政行為・法関係」民商法雑誌130巻4＝5号（2004年）640-675頁。
[7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7-79頁。2. 与争点整理和行政程序的联动 德日法制的差异在于行政程序与课予义务诉讼程序的关联方式。
这时，根据申请的法律制度，申请人基本上要提交处分要件的全部资料提出一个申请，而即使拒绝理由是A、B的复数，也是一个对申请的答复。[51]具体而言，在起草旧行诉法之际，有讨论认为，也能对不具有规律性质（二（二）1）的即时强制等事实行为，构想排除公定力意义上的撤销，因而成为撤销诉讼的对象。如此，原则上不承认法院再度剥离出撤销诉讼对其作出判决。据起草者称，行诉法是作为整个行政案件诉讼的统一基本法而制定的，而非民事诉讼的特别法或特例，未以‘行政诉讼法而以‘行政案件诉讼法作为标题……是因为本法尚未充分实现统一基本法的构想。有判决认为，抚恤裁定的公定力并不排斥抚恤裁定中同一顺位的一方受益权人对另一方主张全部抚恤的受益权。[91] 最判2004年4月26日，判例集未登载。
确认判决（仅为）宣告法或法的地位，它是与这种行政法关系特质相对应的判决形式。行政行为的效力是针对行政行为的规律内容而言的，德国的分解性构成更有助于说明效力的界限。
对于行政行为是否原本就有不可变更力或实质存续力的问题，存在争议，这里不再探讨。[23]但是，抗告诉讼程序相对于民事诉讼、特别是公法上当事人诉讼的特殊性正在缩小。
因为行政厅在A上行使了首次判断权，在B上却还没有行使。到目前为止，对上述见解几乎没有异议。
[82]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in: Maunz/ 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 (Stand: 2003), Art.19 Abs.4 Rn.280ff. [83] 对于民事诉讼法学上确认诉讼原型观，参见高橋宏志『重点講義民事訴訟法』(有斐閣、新版、2000年)69頁以下。对于以上所列之外的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例如，公共设施的设置和运营、公布违反行政指导的事实等），与民事法的情形一样，可以考虑以行为自身为对象提起禁止之诉等。近来有力的反对说，塩野宏・前掲行政法Ⅱ156頁以下。[26] 塩野宏『行政法Ⅰ』(有斐閣、第3版、2003年)126頁以下。
如此，更正处分以A元以上的税款为规律内容，X对此提起撤销诉讼进行争议，就没有必要将每一个新的更正处分合并到撤销诉讼中或者变更撤销诉讼（前揭最高法院判决的田中二郎反对意见）。[84] 第37-2条第1款、第2款规定：在第3条第6款第1项所列的情形下，只有在不作出一定处分就可能产生重大损害、而且没有避免该损害的适当方法时，才能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大体而言，它要求诉的对象与原告的权益有关（主观要件），原告就系争诉的对象具有现实的利益（时间要件）。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类型的意义在于，考虑行政作用、行政过程相对于民事法关系的特性（利害关系的集团性和复杂性、行政机关的调查和说明责任等）、特别是行政作用中行使公权力的特性（后述规律力和存续力等，行诉法第3条），规定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则，同时促进判例和学说考虑这种特性去发展解释准则和标准类型。
[41]这是在分别解释专利权设定登记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判决确认行政活动的违法性、或者私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地位，可谓最小限度的赏罚和救济基本形式。
通说认为，课予义务请求和课予（再决定）义务判决当然包含着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请求和撤销判决的前提。其典型例子是一则最高法院的判决：第一次更正处分被第二次更正处分撤销，第三次更正处分是与第一次更正处分不同的另一个新的行政处分……如此，本件诉讼只是在请求撤销第一次更正处分，在第二次更正处分作出之后，其已失去利益。但是，如果强烈怀疑有放任违法状态，这种裁量就会缩减，就会产生行政厅调查、解明事案的义务。因而，在后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并不涉及先行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而是涉及拘束力和形式存续力。
[10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86頁。[64] 当然，像上文这样，将撤销诉讼诉讼标的上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为、措施还是作为规律来理解，是与形式层面（深度）问题有关但可以区分的问题。
这种行政行为和抗告诉讼的法关系模式成为将其他行政作用及其相关的公法上当事人诉讼设想为法关系的模型。实定法通过将有起诉期限的处分撤销诉讼法定化等规定，是承认不可争力的。
[46] 不同于居民诉讼和法定受托事务的代执行诉讼中所说的违法性继承情形。在这种极为限定的情形下，行政厅对委诸私人之间的诉讼等调查解明事案具有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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